王小荣（宜宾）

　　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央下达了3.15文件、31号文件及12.25文件，这些文件应该是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各级都组织学习讨论这些文件精神。

　　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中，一是抓大方向，抓批林整风，抓革命大批判主要问题是“联系实际，批判林反党集团、清除林余毒”，联系实际就是联系梁（兴初）“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就是不要领导”。另一方面就是无政府主义，不要党的领导，取消党的领导，经济主义。在农村来讲就是批判“拿得起来，早划自留地，生产好，带枪的刘、邓路线”。县革委某政委讲单位大批判大、中、小会结合，要造声势，火力要猛。还没有开会的（指大批判会）要抓紧召开，要做到学中批、批中学。还要求各单位要迅速把大批判栏抓起来，要抓大方向。同时要求抓好教育问题。抓教育要以“三条基本原则进行”教育，加强党的纯洁性、纪律性教育。要“抓大多数，抓骨干队伍”，还要“壮大队伍”“发动全党做工作，抓派性人员的思想工作”。

　　6月27日，在有工宣队参加的支部大会上，有几个同志谈了自己的“思想状态”。聂才炯说我是怎样考虑“学生以学习为主”的。根据周必祥讲的外地对学生的学习抓得紧，实行考试制度。我们的学生都是贫下中农子弟，学习基础差，作教师的要考虑学生的具体问题。我可以抽时间去听课，一方面自己学，另一方面也可以辅导学生。总的有个思想是时间短，工作起来不休息都搞不完。

　　邓树臣说自己思想上有问题。对学校分工弄来管后勤有意见，一不会账目，二不会搞会计，三不能识字。只认得几个字怎么搞？只能搞劳动和工人的工作。本学期时间不多了，下学期不搞这个后勤，请考虑一下。其次是干支部工作，我也是不愿意干的。我只是一个配盘的，不会作思想工作。南一中几百人，支部建立与没有建立是没有区别，支部没有起到战斗堡垒作用。在工资调整上，自己是一个领导组的，但弄不住。作为学校的头头，应该有一个全盘计划，不然的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整天忙。

　　代茂全说通过整党第一次参加支部活动，心里是非常高兴。这是组织对我的关怀。最近以来，思想上有些问题，疑神疑鬼的。第一个是通过整党建党后半年了，未恢复组织生活，思想上有些考虑的。当是同志对自己的鼓励。自己作了估计，到底对自己有些什么问题，是否就是那些问题，支部应该与学习班联系，自己究竟有些啥问题。因自己觉得需要组织上考虑，到现在这么久，所以跟老邓（邓树臣）谈过，老邓不好说，又想支部不好找自己，可能是组织上放弃了自己。在冯德祥走之前找我谈了几分钟，中心是“有什么事找老李（工宣队）和滕明芳”“是发展工作上几个写了申请，应发表自己的意见。自己想了既然有精力考虑发展新党员，为什么对自己的问题又没有时间调查了解”。自己对自己总是以高标准要求。开始回到学校上班时是小手小脚的，后来想到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就积极去干。特别是对安排自己当班主任工作有意见，精力放在班上，其他不干了。以后看黑板上通知算了。我觉得说得多做的少。仅管一天开十个会，不如去亲自着手干。革委会的同志有的人负担不合理，这种想法不应去跟别人比较。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我少了许多工作。如不是工宣队进校学校会怎么样，教师之间、工作上、学生情况就不会象今天的样子。

　　肖云榜说今天很幸运，参加这个会感到非常荣幸。组织上没有忘记自己，再三通知我参加这次会议。由于自己的问题大，既然不能恢复组织生活，就是问题大了。自从整党工作开始，自己就背上了包袱，这是关系到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大事。入党以来十几年了，自己究竟犯了啥子错误，中央有政策。对干部有政策的，是一个一般党员，可用政策来衡量自己。过去对一些同志恨过，所以这一次趁整党之时，有的就拉圈子，在自己身上做文章。所以在自己对群众意见上不虚心。有的同志不是实事求是的，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上线，思想上就想不通了。在冯德祥走之前，我向他谈过自己的思想和对学校的一些看法。南一中的派性没有克服，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有的同志也谈到学校有的人只有指手划足，不会脚踏实地的干工作。自己的最大缺点就是一旦心情激动，说话就更大声。现在只有等组织作结论。按照座谈会精神，该调离就调离，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自己的这些想法“是错误的”。

　　在1972年的秋期开始，南溪一中也组织教职工学习而且还进行了多次分级别和教研组进行学习讨论。在政、综合组学习讨论上，教师们认为“四川是‘三线’建设的大后方，是很重要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我们坚决贯彻执行”“认真贯彻执行把四川‘三线建设’搞好”。认为“这个文件对四川抓革命、促生产最有深远的重大意义。对全川八千万军民团结起来具有重大意义”。认为这个文件“解决了四川的实际、澄清是非问题、调动积极性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包括干部、知识分子问题”。说大家学习文件后“在街上看到大字报，澄清了问题。找到了原来的根子”。3.15文件下达，“文件下达前的根子在哪里？搞来扩去，都是群众吃亏。3.15下达，12.25下达……等等，都是整群众的”。

　　会上，尹安厚发言说原来传达（58）好像林（林彪）和梁（梁兴初）这些“没有问题，好象比刘（刘吉挺）、张（张西挺）的问题轻些，但实际并不轻。现在通过学习后，对林贼（林彪）恨得起来”。说“过去听到那些是马路消息，通过学习对梁（梁兴初）、成（？）、谢（谢家祥）等人的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街上大字报写的七十多条那里来的，现在才知道是从梁、成、谢那里来的”。而且“七十多条是县里的错误，是从‘川革发’来的”。

　　郑某某老师说现在落实政策了，过去未把干部安排（指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干部工作等问题），说干部是国家的财富。但“向某卫民不是干部，学校找胡伦后让他来抓教改，胡怎么抓得来哟”“现在到处谈到，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政策，把向卫民弄来挂起来”了。

　　尹延厚老师说关于梁兴初的错误“不能扭着不放。过去说不怪下面，结果整到下面，就扭着不放”。还有人认为“刘少奇、刘吉挺、张西挺是批透的，林（林彪）、梁（梁兴初）还没有批深批透”。

　　在语文、数学组的讨论学习会上，有教师认为对梁（梁兴初）、谢（谢家祥）的问题“知道的不多，如何联系批判”。因此就建议“这次‘五干’是不是找学生搞（应该是当年‘五干’会的会务服务）。去年前进校多休息几天，这次又是国庆，老师还是休息算了，多出的时间作家访”。尹延厚说“去知识青年家访知青”，王光瑶说“去村队劳动算了”。尹延厚明确说“这次（五干会）服务我不去，我请假去乡下或去修防空洞。就是告到国务院去都要去”。

　　同在1972年秋的一份情况反映记录上，原封不动记载着周某某向学校支部反映说，尹延厚对上级“五干会”让老师去服务的事，在下面是有些看法的。说每回拿中学教师去服务“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吗？告到国务院我都要去。解放这么多年，这是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吗？我就是不去。我要下乡到娃儿那里去，我下去劳动都要得，就是不去‘服务’。我按八小时上班都要得”。还说“国家没有钱吗？林贼说国穷民穷……”还有教师对学校的分工有意见，在下面“骂周（周必祥）讲照顾，我在这里是我整，要想把我整到牟坪、长兴去批斗，我在这里等到……”，这就是现在说的向“领导提虚劲”了。还说“修防空洞是劳改。安排工作不是光明正大而是搞阴谋诡计，是国民党”。说“你们阴斗整吗？你们还像文化大革命以前阴斗整吗？不顺你们的眼就弄到招待所里去（指那时的‘学习班’）”等。

　　9月26日，当学校宣布安排“五干会”服务人员名单时，刘建华教师说去好多人。我挑不得这么多，不得干。全校这么宽。吴蜀文和留校的这么多人，聂才炯说还没有人收席子，我不得收哟。

　　还有老师“骂工宣队的老陈”，说老陈“你是带着框框来的”。骂老宁“你来没有起到作用。你等于零”“你来没有干个一件好事。你马到老子，你们不是搞团结的，你们是搞分裂。你们压倒我们，你搞的阴谋诡计，搞分裂的就是你”。

　　工宣队的老陈讲，今天下午骂支部分工是国民党。当时余某不承认，反而说是陈（工宣队的陈）是栽赃陷害。你开口就说国民党，你对国民党有好感，你念念不忘国民党。又说老宁“你做得来啥子哟，你只有接嘴。你干不来啥，你只有伙到搞阴谋，伙起来整人”“你们要把我打成反革命，我那次会没有参加呀，你周必祥整个我两次了”。

　　10月17日上午，周必祥反映说张碧光、周新祖、刘鸿英等三人在综合组谈话（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吹牛摆龙门阵）时，刘鸿英说“人家不是（指何大伦）自己病，是娃儿病了，人家都请假。我们吗不说娃儿病了，就是我们病了都请不到假”。接着张碧光就说去年清查5.16分子时，我的娃儿出麻子发高烧到40度都不准我的假。接着刘鸿英又说，去年那个时候怕准你的假，那时还要审查你是不是5.16分子。这个时候正好周必祥到综合组办公室去，周新祖看到后周必祥来了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要说了，有意见提出来，不要扯着其他人。

　　10月19日，周必祥突然到学校办公室说，大批判会上他不发言了，人家教师要批判，光是你们就批了。又说有的人对一、二年级“学农”有意见，很生气的就来质问我，这个时候搞大批判，你们要把一二年级的师生赶下去，不搞大批判吗？当时周必祥就解释说这是革委会上研究定的。代茂全参加了研究，根据文件精神每年31节课，其余时间要学工学农学军，这是落实“五七”指示。张碧光马上就说周必祥，你怎么帮那伙人说话……。发生这件事时，当时在现场的还有刘某某、朱某某，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反映是除了当事人在场外，还有其它人证。

　　在10月26日的支委会上，有一个支委的决议，就是“关于代某某恢复组织生活的问题，他现在还在搞派性。这个问题值得考虑”。同时决定“明天下午支部大会讨论代茂全和肖云榜恢复组织生活”，还决定把参会人员扩大到教研组长、政治学习组长和原来整理党小组的群众代表。但在第一天的支部大会上，到会的6个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一致同意恢复代茂全的组织生活。冯德祥在会后总结说，代茂全①自己认识到与老李（指工宣队李大贵）顶是错误的，②以后要好好吸取教训。就是说代茂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因此要求代茂全“抽时间写好转正申请”。③对自己私自到学校档案室拿走档案材料，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拿走多少档案材料也没有给组织作出说明，这是不对的。但对肖云榜的问题，冯德祥说“向上面说一下，在群众中宣布不同意恢复组织生活，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在党支部大会上向全体党员宣布不同意肖云榜恢复组织生活”。

　　11月18日，滕明芳代表组织就关于是否恢复党组织活动找代茂全谈话时，滕明芳问代茂全参加粮食局会议是什么情况。代茂全说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还发了言。这个会议开得很好。会议是经过朱洪振同意在那里如开的，朱洪振还给会场提了一些开水来。我本来当晚是要休息的，有人来喊，我考虑开批判会是当前的大方向，参加批判会有啥子不可以的呢，就去参加了。

　　滕明芳说我认为参加这个会是错误的。前几次讨论恢复你的组织生活时，就对你提出不能再参加派性活动了。粮食局的这次会议是派性搞的。要相信粮食局本单位的革命群众能解决本单位的问题。你是学校的跑到人家那里去搞，这就是错误的。

　　代茂全说由于过去的一些问题未解决，因此在某些方面对那些同志有些同情。滕明芳说你觉得还有那些问题没有解决？代茂全说在学习班审查了很长的时间，没有作出结论。整党不恢复活动，究竟历史上有啥问题？拖了六七个月。究竟在学习班审查还是利用？说老实话县里就是没有按31号文件办事。听的都是小道消息。这些省委革委两委扩大会上宜宾是被点名批评了的。对我自己的问题多数是解决了，我也不存心干坏事的。

　　11月19日晚，就是否恢复组织生活问题找肖云榜谈话时肖云榜的态度让组织失望，是十分的不爽。据当年的原始谈话记录，滕明芳代表组织同肖云榜谈话时，滕明芳开门见山的说关于你恢复组织生活的问题，本来前一次支部负责同志已经在大会前找了你。那次支部大会你没有参加。通过整党以来你进步不小……根据新党章要求，结合你的表现，我们认为你政治觉悟太低……肖云榜立马就接过话题，说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是叛徒、是特务吗？我贪污盗窃吗？我又不够格。我犯了啥子错误吗？总得要有个结论嘛。滕明芳说首先支部大会你不参加，这就是错误的。还不交党费。肖云榜说你们早就宣布说不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吗？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我能反对吗？现在你们要害我，随便你们怎么害……说了一通不满意的牢骚话，不等滕明芳说话“转身就冲走了”，就是这个态度。

　　肖云榜的这种“不合作态度”要想能够恢复党组织生活，当然是要让党组织“慎重考虑”的。当月的22日在支部作工作安排时就专门有一项是“关于对肖云榜谈话记载”的讨论，这同“对四类份子的评查及名册”“流氓犯罪份子这个问题要报情况”“会议制度”“星期六星期日办大批判专栏”等等工作一并讨论了。

　　11月23日，校革委向县革委汇报学校批林整风学习情况中说，通过批林整风学习老师们明白了“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觉悟提高了”。表现在一是有老师利用课余时间和星期天给学习差的学生补课。二是初74级（三）班、初73级（三）班的班干部利用星期天或课余时间搞出了大批判专栏、写入团申请有101人。还有就是原来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态度不端正、组织纪律很差的学生，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文件后，提高了‘三个觉悟’，表现在学习努力、学习态度端正了。半期考试成绩有了显著的提高”，因此被“选为组长或作学习文件、组织同学讨论发言的记录”等工作。

　　高73级二班的胡某（更生）是前进小学帽子班来的，是一个“特殊学生”。进入学校后“一直表现很差”，本期通过学习后有“显著的进步，学习目的明确，端正了学习态度。积极写申请入团，未批准也不恢心，又写入团申请向组织表明态度”。这些做法让“老师和同学们改变了对胡（更生）过去的看法”。

　　三是提高了教职工“三个觉悟”，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说这次半期考试后教师把“半期以来没有缺课情况和半期考试成绩总结向家长作了汇报”，各教研组还订出了后半期的教学计划。

　　四是“以中央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团结，落实政策”讨论了代某某的问题，恢复了代某某的组织生活，指出了他的“派性东西”。

　　五是在校革委会讨论落实《五七》指示，讨论了初74级、初75级的问题，决定两个年级“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下乡问题，有的教师思想想不通，质问学校“师生敢下乡去搞大批判吗”等，还有“很多牢骚话”。通过耐心工作，初74级下乡学农，还组织到40几里的宋家水库参观，学生受到了教育。初75级（一）班的学生到30多里的红旗联队学农，这些多数是12、13岁的娃儿，他们是背着行李到红旗联队的。学校还组织了校革委、工宣队、团干部和红卫兵干部到宜宾兄弟学校参观，回校后向党支部汇报了兄弟学校自办工厂、农场的先进经验。目前学校也正在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与农机厂联系加工、订合同，坚持学工劳动，学校修建劳动。党支部书记亲自参加劳动，师生一起坚持劳动。

　　六是组织各班按班级参加的学校大批判会，全校一次就有11人发言，领导、支部代头批。在分班批判会上有8人发言，106人参加。小组批判会9次有472人参加。参加总结会有1183人，有491人发言。这些大批判主要是“揭”，也批判了“对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和揭“林（林彪）一贯正常、常胜将军”，这是“撕开画皮看林的反动本质”。同时还“联”，就是“揭林联梁（梁兴初）”，批“双清代批陈（陈？）大方向，‘以我划线’等等”。

　　冯德祥参加了1972年秋的召开的南溪县“三干”会。据冯德祥在支委会传达这次“三干”会精神时说，这次三干会上发了《简报》，地委、县委还在南溪的大观搞了一个点举办了展览，“弄清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党中央以大量的人证、物证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罪行，这在24、25号文件上就了解”。说这个展览“抓要害，认清林彪发动反党集团的罪恶目的”“剥画皮，看清楚林彪野心家阴谋家的狰狞面目”“联系实际，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倾向”。会上还传达了刘政委（应该是省上）的指示，说全省调查了一个市，在贯彻省上刘政委指示的有14个较好，7个差，一般的有16个。一般的对31号（文件）理解不一致的。表现在对形势有这样的说法：如说形势好就是说人家单位好，我们单位不好。还有的就是“等得多看得少”。对这些情况，刘政委分析说经济形势也是好的，这当中也有不好的，这是发展不平衡。有的说是派性造成的，有的说是梁、陈、谢上了贼船后果严重，还有的说12.25下达梁（兴初）来后解放的，有少数的人说我们批清与批陈是位置摆错了，批清当中没有把矛头对准群众。

　　刘政委讲四川省有三种情况，一是批清按批陈来搞没有错，批清批陈位置摆错。二是执行林彪、梁（兴初）命令是下面认识问题、执行问题。刘政委说不因位置摆错，不能说你就没错，你有错误还是存在的。不能说没有错。有的人有观望梁的态度。传达人说在大批判当中如何联系实际“这还要研究”，说《四川日报》10月4号“进行了分析，不符合中央文件精神”，另一个写得好。刘政委讲联系实际是应该的，理论联系实际，把批林联系四川这是对的。传达说会上还说，县级领导要认真学习，加强对党的十次路线斗争结合起来，总结经验教训，联系实际。而且“必须联系实际。对梁、陈、谢才能批判得深、批判得透”。但是“联系实际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能对准各级领导”“要保持冷静，把在批清批‘打谢反梁’就归纳为5.16份子，这就是错误的”。刘政委还讲“前段是解决广度问题，现在是要解决深度问题”。说“深度广度”如何解决，就要进行检查，其目的就是为了划清界限，肃清流毒，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联系实际的目的，就是要分清正确与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

　　在这次县上传达会议上徐文还讲了一些具体工作，要求落实批林整风有关文件精神。一是要抓好政策的落实，二是抓好当前“三秋”工作的落实。三是抓好计划生育，说“千分之15是明年南溪降到的（应该是当年南溪的生育下降目标）。中央提出男28女25，四川提出的是男25女23（这应该是当年提出的生育年龄）。四是各学校的“观摩教学课活动”问题，决定“数学在长兴（第15周），物理在二中（第18周）、语文在五中（第14周），化学在一中（第17周），政治在三中（第16周）。冯德祥在传达会上要求学校由宁廷秀（工宣队）负责，“拿14个文件来整一个展览”。

　　12月11日的支委会上，传达了县上关于批清工作会议精神。说徐文在县上会议说的，要让群众掌握政策，纠正批清中的错误，不能把一打三反和清队、整党混在一起。要注意不能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徐文说为了搞好这次纠错工作，县上专门抽出洪德珍、刘作明、陈守清、李福魁四人专门负责落实政策联系这项工作。某政委在会上提出几点要求，一是各级党委“不要都作检查，这是十次路线斗争”，二是对批清中的问题要肃清其流毒。三是要分单位解决一批双清中的问题，强调一切以政策为准解决批清问题。在解决问题中要注意事实，不要搞戴帽子之类的东西。四是“现在一定要注意不要平反，而是纠正错误”。

　　就学校批清纠正问题，当月14号在第二会议室召开的支部会上，参加人员除全体党员外还有教研组长、革委会成员，另外还有朱铭贤、何大伦、乐国贤、钟安良、徐明清、朱文举、陈次伯、周新祖、郑顺昌、周必祥、尹延厚、马幼林、代茂全、冯德祥、陈代全。这次会由支部书记李大贵主持。会议除了学习中央31及14号文件中第四部分关于批清问题的内容外，主要还是讨论马幼林入党问题、包德琼老师退休问题。最后结果是参会的7个正式党员一致同意马幼林入党。

　　在当月29日传达南溪县委扩大会议精神的支委会上，说对十次路线斗争问题要提高对路线斗争的认识。说梁（兴初）是四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头子，梁（兴初）是与十次路线斗争有联系的。对当时落实纠正“批清”中存在的问题，说①要纠正一些人的错误提法，那就是纠正“批清”中的错误，不能叫平反。②批极左思潮时群众间相互点名，领导动员他们斗私批修、写检查，这几种情况的要恢复他们的名誉。因为出现这些情况“责任不在群众，在领导”。因此“要说清楚点名是错误的，要向这些人说清楚并表示欠意”。③时间界限是1971年4月至12月间的问题。④对原来“怀疑几个组织问题，23号发生在办公室的问题、‘5.16份子’等等的问题是无根据的”。⑤12.25批示下达后，在批清中各级革委被撤职、免职的“原则上恢复，或者重新安排职务。如果原来是群众代表就不能作（单位的或者部门）一把手，只有作二、三把手”。说县上某政委讲的“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在岗位上要作耐心细致的工作”。

　　徐文在传达宜宾地革委与省革委会议精神时说，根据要求“纠清中要烧毁的各类材料要有目录，各单位部门以支部为单位可以搞一个烧毁材料小组”（这是目前见到的有组织烧毁档案材料的唯一记录，但要求的“烧毁材料要有目录”可能根本就没有做）。要求各单位要把“批清”中群众相互点名的人数报给县上。其次就是从12.25批示下达起到1971年3月止，革委成员撤了多少？71年4月到72年底革委成员又撤了多少？这要认真清理并向革委汇报。

　　根据县上的这些精神，南溪一中也作了自查，认为当时被点名的有7人，校革委成员郑大楷是1970年10月走的。据有关人员回忆当时上级没有文件通知，校革委没有提供任何材料，是个别人向政工组反映后由政工组通知的。学校没有动员斗私批修也没有点名要求某人斗私批修的，但自己写检查的就只有代茂全1人。